真正大變革開始的時候，往往讓人難以覺察。這就像站在非洲大裂谷邊緣，你看到的不是壯麗的峽谷，而只是遠處隱約的山脈。

2012年，中國經濟將面臨最深刻的轉型。它不僅僅表現為產業結構的調整，而是深刻改變中國企業運營的基本邏輯。這是因為，過去支撐和推動中國30年經濟高速發展的基本條件已經開始發生了重大變化。

長期以來，很多人都把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歸結為3個方面：

1.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全球化釋放的巨大活力和需求；

2.被低估的生產要素成本，包括資源、環境以及人口紅利；

3.遠遠快于經濟增長速度的貨幣供應量。

在這幾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如脫韁野馬一樣快速增長了30年。但是進入2012年，這些因素都在發生變化——中國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基本釋放完畢，30年的粗放增長讓環境和資源不堪重負；而中東地緣政治緊張和歐債危機是2012年足以影響經濟全局的兩大不確定性因素，不僅會導致進口需求疲軟，還會造成油價、大宗商品價格急速飆升。

這些變化將會極大提高企業運營成本和風險，但還不是最根本的。2012年，宏觀調控的基調已經確定為“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此前的寬松預期。前段時間，央行公布的2011年前3個季度社會融資規模分別為4.19萬億元、3.5萬億元和2.1萬億元，總體呈逐步下降態勢。3季度更是比2季度下滑幅度超過40%，這應當引起高度關注。可以預見，從2012年開始，國家的貨幣政策將進入從緊通道，過往貨幣豐腴的時代很難再現，這改變了中國企業運營的一個根本邏輯。

與其他經濟體相比，中國經濟增長方式首先是貨幣推動型。長期以來，中國依靠遠快于經濟增長速度的貨幣供應量來推動經濟增長。錢總是很多，這造成了很多中國老板和官員遇到問題時的慣性解決思路不是在管理和創新上想辦法，而是如何去向銀行找一筆貸款。

因為錢太多太便宜，所以企業和地方政府都熱衷于快速發展，不斷擴大規模，以便去獲取更多的貸款和融資；而對于企業的基礎管理、運營效率、技術研發、企業文化、社會責任等諸多費時費力的工作，投入精力相對少了很多。這使得中國造就了一大批規模宏大卻效率和利潤率低下的恐龍企業、泥足巨人。這類企業往往在某一時段高速發展，隨后就會遇到諸多問題。

從更深層次來看，長期超發的貨幣也像鴉片一樣，腐蝕著整個社會的企業家精神——看到資本運作在短期內迅速產生的暴利，對比此前做實業的辛苦，讓很多原本非常出色的企業家迅速轉向，而不愿再付出艱苦的努力去追求更長期的目標。回頭看看，近10年中國幾乎沒有什么令人激動的企業家出現，活躍在中國商業界的都還是那些老面孔。這不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嗎？

其實，歷史始終在反復證明，拉動宏觀經濟持續發展的真正引擎在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縱觀美國的經濟發展歷史，1890年之后拉動美國經濟的是電子技術、電話技術；1900年之后汽車行業成為發展的龍頭。1929年美國進入經濟大蕭條，雖然二戰爆發拯救了市場，但真正帶領美國經濟走出困境的是20世紀70年代從硅谷開始的IT以及互聯網產業的技術浪潮。

歷史已經在敲門。經濟危機迫使我們反思很多問題，也給了中國借機步入經濟轉型的重要歷史機遇。在這樣的階段，運營的效率將成為企業求生的根本，而技術和模式的創新才是脫穎而出的關鍵。這些話一直是老生常談。但只有撇去超發貨幣帶來的泡沫，他們的價值才能真正體現。這個時候，我們不應該局限于對舊有模式依賴性的修修補補，而需更換發展思路，致力尋求新的突破口。

與貨幣量減少相對應的另一個宏觀的變化，則是存在于整個經濟體和企業中的信息量的極大增加。在這背后，信息的匯聚和分析將成為極大的生意。這正如了解某個人喜歡番茄醬對于一家公司毫無價值，但如果將數百萬喜歡番茄醬人的信息收集起來，對于麥當勞就具有很大商業價值。Facebook還沒有上市，市值就已過千億美元，主要的依據就是它的8億多用戶。對這8億多用戶的聚攏、服務和分析，打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商業模式。

按德魯克的說法，所謂創新就是改變資源的產出。從內部看，是改變資源使用效率；從外部看，則是要改變客戶的認知。對于企業來說，此前大規模的IT基礎設施建設也已經積累了大批數據。此前IT所做的工作，更多都集中在內部提高資源使用效率，而隨著數據量的積累以及外部環境的變化，IT的中心將越來越集中在外部改變客戶的認知上。這就是基于大規模數據分析基礎上帶來的市場營銷和商業模式的變革。

在過去一兩年里迅速流行起來的“云計算”概念，其實是互聯網對于傳統商業滲透達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產物，也是企業大規模互聯網化的一個前兆。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到來的時候，無論身在何處、何種行業，這都是必須正視、重視的現實。中國未來一批重量級企業，必將產生于傳統商業互聯網化的大潮中。